【报告】欧盟甲烷治理政策简报

近日，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发布《欧盟甲烷治理政策简报》，系统梳理了欧盟甲烷治理政策体系，初步评估了欧盟甲烷政策对中国的潜在影响。简报也对中欧在甲烷治理领域的未来合作潜力做了展望。后续，项目组还将定期发布相关简报和文章，期待与甲烷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进一步交流讨论。

近年来，欧盟已将甲烷治理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的核心议程。在《欧洲绿色协议》与“Fit for 55”政策组合的框架下，欧盟将甲烷治理视为实现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55%目标的关键一环。

2024年8月4日，《欧盟（EU）第2024/1787号能源行业甲烷减排条例》（下称《欧盟甲烷减排条例》）正式生效。作为欧盟首个针对能源领域甲烷减排的专门法规，该法规构建了严密的监管网络：

与此同时，欧盟利用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Copernicus Atmosphere Monitoring Service, CAMS）与MethaneSAT卫星技术，结合地面观测，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显著提升了对全球化石燃料生产基地甲烷排放的识别与追踪能力。

当前，甲烷治理正逐渐为全球供应链的共同议题。对于中国而言，这不仅是挑战，更是深化能源转型、掌握全球清洁能源战略主动的新动能。

由于《欧盟甲烷减排条例》将合规要求由“欧盟境内运营”延伸至“进口环节”，全球液化天然气（LNG）贸易市场或将受到影响。

欧盟对进口天然气实施的甲烷强度阈值和MRV要求，将首先冲击主要供应国（如美国、卡塔尔）的生产与合规成本。特别是美国液化天然气产业，由于其常见的多来源混合供应模式导致气源分散、管网交织，难以实现高精度追踪，合规成本可能进一步被推高。

2024年数据显示，美国和卡塔尔不仅是欧盟的重要气源，也占据了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若欧盟规则推高这些国家的LNG生产成本，溢价效应极可能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至中国。

作为全球关键买家，中国虽然面临间接成本上升的风险，但并非被动承受者。通过供应链优化、议价能力提升与国内能源结构重构，中国正尝试主动化解这一外部冲击。目前，中国已形成多元化的采购格局，通过长期合同和进口渠道多样化，显著降低了对单一来源国的价格敏感度，使得欧盟规则外溢所带来的成本波动被有效吸收。

欧盟新规不仅仅针对能源产品，更在构建一种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监管范式。其核心机制，包括进口商披露、生产地MRV要求、供应链溯源等在内，已构建出“全生命周期甲烷监管”的政策基础。

虽然目前MRV机制主要针对化石能源，但这种对进口能源供应链甲烷排放的关注，可能在未来扩展至其他行业。若监管延伸至钢铁、化工、水泥等高排放行业，中国出口产品可能面临新的合规要求。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产业未来或将面临更多“绿色壁垒”。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24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体现了中国推进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的决心。同时，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正加速制定《陆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致力于提升供应链管理的透明度。

与此同时，欧盟甲烷政策的影响也在通过标准体系与金融机制影响全球。日本、韩国等国家已开始跟随欧盟步伐，在供应框架中加入甲烷排放强度相关要求；国际金融机构（如IEA、IIGCC）也开始将甲烷治理水平视为投融资的关键风险指标。

中资企业在这一进程中正尝试从“被动遵循者”向“共同制定者”转变，并为未来在全球甲烷治理体系中提升话语权奠定基础。以俄罗斯Arctic LNG 2项目和印尼Tangguh LNG三期项目为例。在项目中，中资企业实际上已与国际高标准方合作同行，形成了对高标准履行的实际共识。

在海外项目合作中，中资企业若能提前布局MRV与甲烷治理体系，不仅可降低融资成本，还可以改善项目风险形象，有助于提升绿色融资可得性。

在绿氢方面，欧盟甲烷法规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绿氢叙事”的政策催化剂。

随着2030年进口甲烷强度上限的实施，以上游天然气为原料的“蓝氢”将面临严格的数据验证门槛，这将促使欧盟将政策重心转向“绿氢优先”。

当前，中国约60%的氢气来自煤制氢，未来新增项目则倾向于集中在风光资源电解水制氢领域。换言之，中国制氢结构受天然气价值链甲烷排放监管影响的比例十分有限，双方在推动绿氢发展的政策方向上长期趋同，这使得中国在绿氢领域具备极大优势。

此外，中国在国际气候政治中具有独特地位。与欧盟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众多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能源结构困境。中国在甲烷治理上的探索，将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具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和能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