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刘俏:碳中和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

 

编者按:2021年5月31日,由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主办,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协办的“碳中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引擎”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就碳中和对中国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善提高,以及对国际低碳绿色合作的促进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和交流。本期刊发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的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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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精华

 

 

 对碳中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它有另外一层含义,它可能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很重要的动能,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引擎。基于此,碳中和将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影响我们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思考,会决定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和应当遵循的转型路径。碳中和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从经济学的角度回顾中国过去72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用现代增长理论,比如索洛模型,根据要素增长速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接近4%;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已完成工业化;之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第三产业占比不断超过第二产业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变得比较困难。当前,中国要促进增长的动能发生变化,增长的模式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效益、创新增长转变。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未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如何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从4%降到2%之后,有没有可能实现V型反弹,或者至少不再下滑。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美国的13%左右,如果2035年要达到美国的65%,就意味着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达到2.6%-3%,这对基本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国家是比较难的。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乐观也好、悲观也好,基本上都基于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即中国是否能够实现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找到新的发展动能。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原因是:

 

 
  •  首先,产业的互联网、数字化转型。我把它称为“再工业化”,即工业化完成后,通过各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让全要素生产率有巨大提升。

      

  •  第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相对比例是全社会的共识,制造业有一定体量就能给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提升空间。

       

  •  最后,更彻底的改革开放。

   
  •  但这些还不够,还要算上碳中和。碳中和意味着生产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甚至带来游戏规则的变化。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有可能走出新的增长路径。截至目前,估测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少需要的投资在百万亿人民币以上。这笔投资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增长方式改变和产业变迁。

  •  

 

 经济分析对我们寻找未来的转型路径很重要。中国实现碳中和压力大、任务紧,用经济学话语讲,我们在求一个最优解,过去的约束条件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在又多了一个减排。但换个角度思考,如果碳中和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变革,那么它可能不仅是一个约束条件,而是改变了生产函数、改变增长模式的最根本动能。因此,碳中和本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学、经济学问题。具体来讲:

 

 

 首先,一般来说,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是正向关系。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意味着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又要实现碳中和。如果把碳排放权作为一个稀缺资源,怎样进行有效配置使这两个目标实现平衡,本质是经济学问题。

 

 

  第二,目前,我们对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传导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比如,在强调碳中和具体行动方案时,大家对八大行业,特别是电力行业强调得多一些。这些行业确实占到中国排碳量80%以上,但现代经济体系下,不同行业的投入产出密切联系。比如电力行业减排的同时,其影响会随着投入产出关系,波及到别的行业。这种情况下,如何综合考虑生产网络的密集交互,识别出能在碳减排领域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的行业,这与生产函数、各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

 

 

  到目前为止,大家对碳中和具体行业行动方案的分析还比较表面,只是把排碳大户拎出来,而忽略了谁在用电这个问题。比如,比特币一年挖矿用的发电量相当于三峡水库一年的发电量,而中国占全世界60%-70%的比特币用电量。也就是说,减排应该关注节点行业,而不只是盯着发电行业。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能源的消费,我们经常会忽略家庭消费占全球碳排放量60%以上的事实。也就是说,对消费型行业,或者对与我们直觉上理解的碳排放行业不一样的、但对减排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我们需要有识别的过程以及相对应的行动方案设计。

 

 

 减排可能不仅仅是约束条件,在索洛模型中,如果只将减排看作是一个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增加时最优值会下降,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状态永远是次优的。但如果将减排看作是改变生产函数,那么问题就变成寻找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或产业变迁的模式。从这个角度讲,碳排放权或者碳本身,未来也是很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会给增长模型带来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可能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个革命。

 

 

 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碳减排、碳价问题。如果把碳排放权理解成是一个要素或稀缺资源,那么市场是最好的配置机制,但碳价格很难实现统一。中国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格能不能起到价格发现、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还存疑,而且还存在碳溢价的问题。比如,内蒙和浙江在产业结构、人均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地碳价很难一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设立区域性碳价,但这又违背了经济学里最基本的定律,即同样商品价格应该一样。对于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分析思路上还缺乏完整的讨论。

 

 

      结合这些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碳节点行业识别出来。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可得中国经济生产网络的密度,密度大的区域有可能是碳节点行业。不管是产业政策还是技术变革,通过与别的行业的密切交互,节点行业会把冲击传递到别的行业,从而形成对主体经济的倍数效应。要把这样的行业找出来,就需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里增加碳核算体系。这些行业并不一定是现在锁定的八大行业,也包括别的行业。

 

 

 第二,建立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是关键。利用流动性更大的资本市场,倒推碳价具有一定可能性。比如,通过两个除了碳排放其他情况完全一样的企业,可以倒推出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市场的碳价,并以这个思路建立市场机制。在未来投资中,我们要有意识地把价格识别出来。

 

 

 最后,将碳敏感资产证券化后在市场上交易,通过市场价格来倒推碳价,是另一个确定碳价的方法。比如,森林有林汇的功能,假如能以森林林汇产生现金流,把森林资源作为顶层资产,到二级市场交易,充分利用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凭借交易价格倒推出碳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前置条件非常严苛的环境下,找到相对比较合理的碳价。而所有一切还是取决于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文章整理/马越  编辑/韩迪  摄影/何嘉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