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观点】徐晋涛：发挥NbS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作用

A：我从森林碳汇这个比较狭义的角度谈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碳中和根本上还是要解决气候行动的社会成本问题。各个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都有一个“二八定律”，一般来说前80%边际成本上升比较缓慢，后20%的边际成本上升会非常快，气候模型估计出来的结果也是这样。所以，从社会成本最低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在2030年前达峰，主要还是应该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实现化石能源排放下降80%-85%，再通过碳去除技术来解决剩下的15%-20%，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零排放固然美好，但肯定不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方案，碳中和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要尽量降低气候行动的社会成本。

 前段时间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先生在讲演中提到了碳去除技术，他把森林碳汇也视作碳去除，而且是现在技术最成熟、成本最低的碳去除。中国在发展森林上有优势，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一个森林面积、蓄积量双增长的国家，森林能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方面的贡献。森林可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内涵扩大再生产、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三个方面以新增碳汇形式为碳中和做贡献。

 首先，外延方面，中国现在森林覆盖率是20%，林业用地是28%-30%，国家的森林覆盖率目标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30%。在增加8%-10%国土森林面积时肯定会增加森林碳汇。

 其次，虽然我国林业发展成绩高，但内涵方面，森林质量仍然不高，单位面积蓄积量连世界平均水平的2/3都没达到。提高森林质量也会使森林蓄积量和森林碳汇能力增加。森林资源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林区管理效率低下，毁林和森林退化非常严重。国家没办法，才会在2016年采取天然林全面禁伐的措施。从气候变化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政策。因为好的森林生态系统都是碳汇，退化的森林生态系统有可能是碳源，国有林区管理的问题总体上拖了国家气候行动的后腿。如果我们重启国有林区改革，哪怕是照着集体林区的改革思路进行探索，对退化的天然林进行适当的积极的经营管理，我们的森林生产率也能进一步提高，每年会新增很多碳汇。

 第三，森林资源提高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结构转型。比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尝试开发现代木结构建筑。假定这件事是真的，每年我国新增2亿立方米的木材蓄积量，其中一部分拿来造房子，它就是以固碳的形式进入市场，可以替代很多钢筋水泥造成的化石能源燃烧，而新造的人工林会成为新增的碳汇。把这些潜力都挖掘出来，我认为一年十几亿的森林碳汇是可以实现的。

A：这个目标非常美好，实现非常困难。全球碳市场的建立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它能生成价格信号，对企业的行为、对投资都有非常好的影响，而且全球有统一的碳价格，对全球降低二氧化碳总成本是有益的。但因为缺乏领导，要控制总量，让每个国家在减排责任方面达成一致会很困难。欧盟在尝试过程中，它的第一阶段那么困难，就是因为一个虚的机构在管理这些主权国家、推动碳市场的发展，导致谈判成本过高。所以从政策有效的角度，我觉得碳税机制可能更有效，但它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政治正确，还值得讨论。

A：在完美的情况下，两个机制结果是一样的，但现实是不完美的。我个人认为，环境税、碳税这样的机制更符合中国国情。环境税在设计上非常完美，带来了双重红利。一是能克服外部性，减少市场失灵。二是能调节财政平衡，拿到这笔钱后，政府可以减少其他扭曲要素市场的税收，比如所得税。这双重利益都能推动市场效益提高。而且，由于环境税是地税，它能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我觉得将来碳税也应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而像碳排放权交易的机制，要想很多办法才能起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一直认为，在学理上讲，环境税、碳税更符合中国国情。

 现在“狼来了”，欧洲已经宣布即将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美国早晚会运行碳边境调节税机制，美国有可能搞碳交易，也有可能搞碳税，在碳价上美国会向欧洲看齐。对中国来说，所有出口产品都要面临同样的碳价。过去碳交易的好处是数量明确，但现在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价格明确，以此应对碳边境调整的压力。这也使碳税变成更值得重视的机制。

A：我们都认识到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要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新的增长点，碳中和所揭示的就是新的增长模式，或许就是中国将来经济增长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