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24年05期，作者朱泓、陈炯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我国迈向能源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十年来，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平台建设、参与全球治理、产业链输出等方式，国际能源高质量合作成果显著，并推动全球能源发展朝着更为包容、绿色、高效、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践行能源高质量合作成果回顾
构建国际能源合作战略框架。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能源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进行能源国际合作顶层设计，为能源国际化夯实基础。截至2023年，我国与90多个国家建立了政府间的能源合作机制，签署了100多份能源合作文件，形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已有33个国家成为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的成员国，搭建了中国-阿盟、中国-非盟、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亚太经合组织等多个区域能源合作平台。
促进国际能源市场发展和能源安全。在能源高质量合作框架下，优化了能源结构，促进了能源多元化，增强了我国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安全稳定。电力合作方面，我国在电力投资、工程承包、设备出口、互联互通方面成绩突出。油气合作方面，已构建基本覆盖全球重点区域的油气投资与生产网络，油气进口战略通道和油气合作区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已在60多个国家拥有200多个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建立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域，拥有9个千万吨级油气田和10多个200万吨以上级油气田，建成了中哈、中俄、中缅和海上四大油气战略通道。
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国从最初被动接受全球能源治理规则, 发展为主动参与、融入和重塑全球能源治理规则的“影响者”，在联合国、WTO、G20、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中展示了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先后成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成员国、国际能源宪章签约观察国、国际能源署联盟国等。积极参与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际能源署（IEA）等多边合作机制下的能源治理活动，履行能源治理承诺，促进构建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全球能源治理正在由资源主导型向技术创新型主动转变，中国企业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治理结构的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贡献了中国力量。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随着“双碳”目标的确定，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能源合作的重点,在开放安全的基础上开展绿色能源合作,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国和装备制造国，清洁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世界领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已突破13亿千瓦，超过煤电装机，光伏组件和风电装机的产能占全球7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多次刷新世界纪录。十年来，我国对全球非化石能源消费增长贡献度超过40%，为全球能源转型和温室气体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扩大能源新技术新业态合作。能源行业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形成能源创新“聚变效应”。我国积极构建能源生产和消费合作新模式，扩大新能源应用空间，“光伏+”“风电+”、智慧能源、储能和氢能等产业链形成特色。特别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飞速发展，连续8年世界产销量第一，全球占比超过60%，并持续推进高质量产能和投资合作，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形成新质生产力。
提升能源投融资水平。我国的海外能源投资不断增长，尤其在清洁能源领域。2020年，我国光伏和风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海外投资首次超越了化石燃料发电投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标志着我国的海外能源投资建设从煤电全面转向清洁能源。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十年来中国主要电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共24个，投资总金额33.81亿美元，其中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数量最多，占比约58%。
强化能源科技合作。能源科技合作深入开展，合作重点向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技术及数字化智能化转变。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能源科技合作关系，在新能源等领域启动建设53家联合实验室，我国同联合国合作成立的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开展了中国-加纳/赞比亚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目（RETT）、中国-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沼气和太阳能三方合作项目、中澳地质封存能力建设（CAGS）、科技部-亚行示范区能力建设合作等项目。积极开展国际标准对接，中国主导制定的特高压、新能源接入等国际标准成为全球相关工程的建设规范。
开展能源对外援助。能源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设立了专项基金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累计安排约12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低碳示范区，提供光伏发电系统和照明设备、新能源汽车、清洁炉灶等清洁能源相关援助。2023年首届非洲气候峰会上，中方宣布为落实《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开发实施“非洲光带项目”，聚焦非洲光伏资源和清洁能源发展合作诉求，通过“物资援助+交流对话+联合研究+能力建设”的方式，协助解决非洲国家用电困难的民生问题。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中国新能源的快速崛起为各国能源转型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和力量，同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倡议为深化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平台，为发展中国家能源低碳转型注入新的内生动力。
新能源领域实现飞跃，领跑和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我国的新能源领域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小到大，从跟从者到领跑者。中国新能源产业和企业向绿而行，在对外合作中日益壮大。
一是新能源装机连续多年世界第一。十年来，我国风电增长了6倍，年均增长20%左右；光伏增长了184倍，年均增长60%左右，约占全球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的一半。截至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5.2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新型储能2023年新增装机约2260万千瓦，是此前历年总和的2.6倍。
二是新能源技术水平不断突破。我国陆上低风速风电技术国际一流，海上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保持与国际一流同步，海上风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突破 2万千瓦，风电叶片最大长度超过123米，均为世界之最。在运光伏组件转换效率突破23%，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新能源成本迅速下降。风电和光伏开发成本十年来分别下降了60%和80%，风电平均度电成本降至0.26元、光伏度电平均成本降至0.31元，实现平价上网。
四是我国新能源产业竞争力强，已建成技术先进、配套完备、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全产业链体系。风电、光伏组件产品已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和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等大部分组件是由我国生产制造，带动了一大批新能源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能源绿色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领跑和加速全球能源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向绿色、立体和全面。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已开展了3000多个“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能源领域一贯是合作重点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一批中国能源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开发建设,与此同时,与电力相关的化工、冶金、交通等下游产业也借力“一带一路”加快海外布局, 带动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咨询服务等产业“抱团出海”，形成全产业链格局。
能源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带来了能源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提高了能源供应，并促进了相关产业及本地经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累计带动就业超过1000万人，增加了共建国家民生福祉。图中显示，“一带一路”煤炭项目的投资比例从2013年的2.4%增至2015年的31.4%，然后下降至2023年0%。同时，替代能源的投资比例自2013年的2.8%持续增至2023年的13.1%，共建“一带一路”走向绿色和多个产业领域。
未来复杂形势下的多重危机和挑战需重视
能源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能源安全、经济性、环境可持续性是能源政策三大核心目标，在现实中很难同时实现，需在三者之间进行权衡。随着能源转型逐步深入，未来国际能源合作显示出多元主体、动态、不确定和多维度等特征，能源国际化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需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
挑战一：全球能源革命势在必行，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能源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化石能源向多元能源转变，能源转型与产业振兴相互促进，风、光、水、核、储等制造业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业在提供清洁能源和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减少污染，保护资源，能源转型为解决不可能三角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各国纷纷推动能源转型，全球能源革命成为大趋势。但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系统性风险，导致供需矛盾，各方目标和转型力度不平衡，全球减排进展远低于预期，未来能源转型的政策、技术、方向、市场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智能技术增加了转型落地的不确定性。
随着化石能源向多元能源转变，国际能源结构和能源资源分配将加速变化，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能源格局正在重塑，并伴随多重危机可能发生。
一是国际紧张势态持续演进，能源地缘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增加：随着大国博弈、应对气候、技术改变、经济压力、地缘冲突等各种矛盾交织，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保护主义抬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外国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多地流向被视为友好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显示出脱钩迹象，2018 年以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增长速度相较于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慢了30%。
二是清洁能源领域的竞争加剧，存在打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危机。各国在清洁能源增长领域寻求优势，抢占清洁能源市场和技术制高点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在光伏组件、电动车、电池、电解槽等我国市场优势占比大的领域，美欧国家一方面力图通过遏制限制减少对我国的依赖，另一方面建立本土化制造产业，增强清洁能源国际竞争力。
三是供应链重组下的脱钩危机。俄乌冲突造成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影响，能源消费国更重视能源供应来源多样化，强化能源自主能力，而能源主要出口国也寻求出口目标多样化，呈现出国际能源供应链重构的态势。欧盟的《REPowerEU》能源计划和《关键原材料法案》要求关键材料供应的多元化；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提供高额补贴以鼓励制造业回流，从而降低对中国产品进口的依赖。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建立太平洋国家之间合作关系，以避免供应链中断。
全球能源消费重心正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动，这些国家能源发展关乎全球能源转型的成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了世界人口最多和经济增速最快的核心地带，能源缺口越大，人均能源消费就越低，能源需求增长迅速，能源基础设施薄弱，绿色化程度低，能源发展空间巨大。随着西方国家广泛采用清洁能源替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化石能源消费中占比加速提高，面临很大转型压力。
围绕“一带一路”的能源博弈增加，如何战略布局是一个挑战。随着国际间能源争夺从石油天然气转向清洁能源，以及稀土、锂和其他清洁能源材料和关键清洁能源技术，拥有大量可再生能源和能源矿产资源地缘配置的国家重要性上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清洁能源市场是美欧对外合作重要领域，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合作上呈现出很大的互补性，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能源获取、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占比，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应对气候和能源转型公平性上的话语权，也有利于我国推动能源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发展中国家能源公正转型为国际社会关注，需加以重视。以七国集团（G7）和欧盟为首的国际合作伙伴集团正通过资助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推动能源公正转型，而能源公正转型合作伙伴关系（JETP）的受资助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度重合，或将影响我国的能源转型国际合作。我国应构建国际能源公正转型综合体系，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新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开展国际对话和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大，构建能源地缘合作的新支点是一个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分布广、地缘政治倾向和合作意愿不同、基础条件差异大、能源需求不一、能源资源禀赋有差异，在转型发展中需要努力寻求合作新支点。
未来，在巩固与东南亚和金砖国家的传统合作之外，下述三个外溢和联动效益强的区域如何对接，需要统筹谋划：
中国-海合会六国、伊朗合作：油气高质量合作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合作是中国与海湾国家最具“双赢”效益和前景空间巨大的领域之一，合作要关注新能源与化石能源的协调发展，储能、与油气关联度高的石化、氢能产业、CCS、绿色金融、数字化等方面也有很大合作机会。
中非合作：非洲能源系统需要朝着实现多维度目标，包括能源可及目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消除贫困、可持续目标以及工业化现代化的途径发展。建设人人负担得起的可持续能源是当务之急，扩展国家电网是实现2030年电力全覆盖目标的低成本选择。中非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关键矿产和工业化方面有很高的契合点。
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合作：俄罗斯对华出口75%以上是能源，是我国主要石油供应国之一，中俄合作主要领域包括油气、煤炭、电力、核能及液化天然气项目。与中亚五国的能源合作领域主要为原油、煤炭、天然气、新能源等。
可再生能源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指出，为把全球升温指标控制在1.5摄氏度左右，205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应占电力供应的70%～85%，可再生能源必须持续保持高位加速发展。COP28 和2023年中美《阳光之乡声明》都提出了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增至3倍的目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气候共识下的普遍做法。面对未来错综复杂形势，可再生能源合作是守住安全底线、顺应国际能源发展转型大势的化解危机之举。以可再生能源合作为契机，加强中欧在氢能、储能、风电、智慧能源领域合作与交流，务实开展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重点合作，切实开展“一带一路”多层次能源立体合作。在能源安全新战略框架下，以可再生能源合作为抓手，审时度势，深刻总结，构建能源合作新格局。
